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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北国：粮食主产区的农牧乡建一体化战略

发布时间：2016-08-05 作者：孙北国

农业、农村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用辨证创新的哲学发展观来分析今天的农业、农村问题，找到核心制约点，打开引领发展的突破口，就可能将短板变为引擎，不仅能破解粮食主产区“三农”发展多重矛盾，更可能成就出新常态下的新支柱产业！

一、粮食主产区“三农”协调发展的的制约点

政策理论制约农业创新

主粮农业不单是生产种植问题，生产体系、生产市场的背后是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态，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态就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态。一个客观上形成了“逃出农村”、“种粮难赚钱”这样一个潮流的主粮种植农村，一个对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远景缺乏展望性的农村，要实现一个充满希望的农业现代化大发展，是难以实现的。

主粮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生态化的新农业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需要正确宏观战略理念下的清晰理论、目标、模式和路径。需要一个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繁荣的新农村作为依托。

国家出台了多项惠农政策，但农业、农民、农村的变化却极其缓慢，其核心问题是政策导向一直都把农民当做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都是在鼓励农民去进行农业现代化创新改革和发展实践，以为国家产业支持政策、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等要素通过提高现有农民阶层素质、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倡导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务农等举措就可以有效落地并开花结果，却把组织力、精神力、人才力、文化力、市场力、资本力、科技力、模式力等最具创新创造潜能的其它重要生产力要素置于从属化甚至边缘化、排斥化……

其实，以辨证发展观看“三农”症结，不难发现，单靠主粮产区的农民群体自己，改变“三农”现状、去实现“协调”发展，是空谈。农民必须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获益群体，但做为实施和创造主体，根本难以独自承担。

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思想解放

目前“三农”问题突出呈现为资源与要素分离、文化与变革冲突、生产与生态相左的核心痛点和深层次矛盾，且各种矛盾交织、各种观点混杂、多种问题待解、各种认识迷茫。

破除迷茫，就需要直面“三农”核心痛点，就需要以更大的思想、理论突破勇气进行辩证哲学思考。让最弱势、弱能的农民阶层作为责任和利益的双重主体去承担中国农业千百年来的这个最伟大变革，实际上是让农民勉为其难。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制约点。

路径创新必须具备抓手效应

中国主粮种植体制，必须要突破。必须要在有效推进主粮种植农村“三农”协调发展路径上找到可靠“抓手”。创造资源汇聚、价值叠加的发展模式，只有实现众多资源要素“奔向农村”，才具备“抓手”资源。才可能实现“生态新农业+繁荣新农村+幸福新农民”发展愿景。

二、粮食主产区“三农”协调发展的的平衡点

站在寻求突破的角度，通过平衡和协调形成突破的前置条件，客观分析平衡要素，找到平衡点，建立平衡机制，才能形成协调发展态势，才能建立突破力和价值创造力，才具备了突破和价值创造的可能。

推动企业家和企业化组织，向农业和农村汇聚

主粮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第一个重要平衡点是企业家资源和企业化组织。中国农业现代化必将是中国千百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创造，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顶层设计，必须首先考虑提高中国主粮产业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其实现进程一定首先取决于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及强大的组织化力量的汇聚。

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重要的是主要经济实体的内生创业和外延创新，是上市公司500强级别企业的再创业和再创新，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二次创业和二次创新，是主要传统产业进行结构改造的创业和整合升级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可能成就经济基本面、创造新经济引擎。而投资农业不仅可以改变“三农”现状，更可以成为企业新经济增长点，实现双向价值创造。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企业家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功不可没。而今天面临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等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战略升级，更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以承担国家战略发展责任和市场化经营逻辑来担纲“三农”协调发展之重责，创造中国大农业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进步和突破性变革。

以更大的理论创新勇气和辨证哲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工商资本，在发展理念上打开理论桎梏、打破僵化思维，在政策理论层面放下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教条偏见，创造强大政策推动力和市场吸引力，推动工商资本和工商资本背后的企业家资源、企业化组织资源及人才、文化、组织、资本、科技、模式等重要生产力要素向广大农村形成浩瀚的资源汇聚和价值叠加，并为这个汇聚铺设出可以化解“三农”多边矛盾的发展轨道，让资源汇聚和价值叠加的列车沿着轨道轰轰隆隆开进农村。这应当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进行农业经营主体体制创新、协调推动“三农”发展理论转换创新的最重要着力点。

全新理念的大美乡村建设，吸引城里人下乡置业

主粮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第二个重要平衡点是“农村有个家”。 全新理念的大美农村建设理念必须吸引城里人下乡创造内需拉动，必须将农业生态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统筹并互为促进，必须在体制上形成一体化开发经营，以更具美学价值、更具增值价值、更符合未来城市中产阶层下乡置业选择、更能吸引新农业、新农村建设的各类从业在农村安家。

实现多边价值创造的大美乡镇建设的体制创新，需要新农村建设和新农业发展在一个企业化集团下，才能实现统筹规划、协调进行，为新农业和新农村的协调发展建立平衡保障机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效的着力点

未来十年，推动城市中产阶层、文化阶层及退休养老人群大规模下乡置业，推动投身新农业现代化的广大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从业人员和年轻学子们在大美乡镇安家，可能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效的着力点，更能增加有效消费供给。只有从战略理论创新和顶层设计上对这个最有力的着力点形成高度共识，发动这个大潮流启动，推动这个大潮流发展，则不仅推动农村繁荣，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基本面比较快的实现向好、向上。

三、突破性创新一体化主粮“三农”发展路径

现行农粮种植主体体制不具持续性和展望性

谋划可操作、可实现并具有“抓手”效应的发展模式和共享路径，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完成重大战略发展理论的突破。

作为农业种植最主要体制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已近十年，主粮农业和农村，并没有呈现出可持续，除了以大面积土地面源污染为代价的粮食持续增产外，农村在加速凋敝，按照“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农业体制路径再走十年，更难以展望出新农业和新农村的和谐繁荣发展远景。这就需要我们对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有主粮种植经营主体体制进行反思、进行发展路径的变革和创新。

更何况，今日的国情是整个国民经济由过去十年的超高速转为新常态的低迷调整期，如果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具备可持续性、又难以有更好的十年发展展望的主粮农业种植体制，再不进行突破和创新，再推着干，那等于我们就没有领会五大发展理念的精髓。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十二五”的路走下去，继续目前的主粮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老路，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十年后的农村两级分化更严重，文化和社会生态更糟糕，面源污染治理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根本难以可靠落实，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国策可能落空。

农牧乡建一体化有利于推动农村和谐繁荣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政策导向，“农牧乡建一体化综合经营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体制创新发展模式，以“生态新农业+繁荣新农村+幸福新农民”的全新理念进行一体化体制统筹创新，特别有助于通过体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同步协调，可通过集团组织化体制的强有力组织管理手段承担社会责任，通过释放优良企业文化和推动优良社会文化建设，在广大底层农村更好的推动粮食主产区的基层社会的文明进步，以经济化企业组织力量抗衡在很多农村事实存在的以土豪势力圈和有钱就赌博为代表的不良社会风尚，在广大农村推动勤劳、互助、礼尚等优良乡村文化的再建，重塑乡魂。中国主粮农村，需要能兼顾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的新型社会化农业集团。

农牧乡建一体化有利于政府投资并减少腐败

相比于目前的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有主粮种植经营主体，集团化企业组织载体通过建立严格的国家投资资金专项管理机制，保障政府农业项目投资账目清晰、保值增值，有效抑制多年以来不断蔓延的将政府农业项目投资当作“唐僧肉”争相瓜分的现象，能更好的落实政府对“三农”发展的多项政策支持，让政府的农业政策投资确实能够起到惠顾广大农民，有效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有效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还可能同步推动政府“三农”投资管理模式的创新改革和投资效能的提高，更有利于集中国家财力办大事，更有利于斩断灰色腐败利益链条。

四、一体化体制创新，需要法规前置、依规进行

“三农”发展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体制创新必须统筹进行顶层设计，要法规前置，不能走“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发展老路。只有这样，才能既体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又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参与体制创新的多方投资主体的公平权益。

创联新农业智库为“农牧乡建一体化综合经营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体制创新模式，进行了法规前置和组织化构架的系统化研究，形成了底线约束和法律保障的基本策略思想，让“新农业+新农村”一体化体制统筹创新在轨道上运行。

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业+新农村”一体化多种产业融合农业企业集团的协同发展模式，具备多向价值创造性，具备资本创造潜力，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形成的“大农业”生态圈，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生态的和谐繁荣。才可能创造出新农业和新农村的伟大变革，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来源：创联新农业智库）